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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掠影
时间:2017-06-22 15:29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
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,徐悲鸿先生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《悲鸿画集》、《悲鸿描集》、《悲鸿近作》等作品集,并推荐出版齐白石画集、左恩(初伦)画集、《八十七神仙卷》等作品。并与中华书局负责人舒新城、吴廉铭等有大量往来信函,这些信函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中华书局档案中,其中半数以上是与舒新城、吴廉铭等商议画集出版事宜,另外尚有推荐作者、书稿,叙说时事、游历、家庭状况,托办邮寄书籍、支取款项等事,内容极为丰富。徐悲鸿先生以画著称于世,但书法作品尤为罕见。

  房地产招标,徐悲鸿走总编辑后门

  民国时期的出版商,往往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销机构。小的书商靠代销、赊销的方式,而大的出版商直接开设分局,例如中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都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专门的分局。有的甚至开到了新加坡、日本等海外。

 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旧址,至今仍屹立于南京市白下区杨公井,是一座具有典型民国风格的两层小楼,现在是南京市古旧书店的店面。南京是大地方,中华书局在这里设置分局,自然是众多地产开发商争夺的一项大标。关系自然就通过各种渠道,托到了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那里。1932年9月7日,徐悲鸿致信舒新城:“弟之房屋,为此间新华公司建造,其经理卞君人极笃实。此次尊处宁(南京)分发行所,新华亦往投标,倘其价格在可能范围内,乞兄为力玉成其事。好在尊处派有工程司监工,无有不妥者也。宁局位置适居要冲,故各公司皆愿承造。”可见竞争很激烈,而这位卞经理辗转托了大名人徐悲鸿,自然中标是不在话下了。

  徐悲鸿之所以能和舒新城关系如此密切,实是因为舒新城能与之惺惺相惜。舒新城本人也是学者、教育家,对学术、文化具备独到的眼光,所以有充分的度量善待作者。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出,徐悲鸿经常是走到哪里,就要中华书局将稿费支付到哪里,而舒新城从不拒绝。甚至徐悲鸿要求将稿费提取部分,送与岳丈、岳母,舒新城一样照办。可惜因为徐悲鸿与夫人不睦,这笔钱被老泰山不客气地退回来了,舒新城也不以为忤。这是后话不题。

  《悲鸿绘集》印成,徐悲鸿就迫不及待地与舒新城讨论起营销方法来。1931年3月3日,徐悲鸿致舒新城:“《悲鸿绘集》分平装、精装两种,平装定在两元,精装者“尚须编号,自一至二十并须由作者署名,以示名贵,此类把戏欧洲习见之。其价至少四元。如散原(即陈散原)诗集大可如此做,因彼声望足以号召也。由贵局开风气,不亦可乎?”

  这大概是国内签名售书营销方法的最早史料,而由中华书局“开风气”。时下的遍布全国的签名售书,其手段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就有肇端了。

  田汉被捕,徐悲鸿尽力斡旋

  1935年2月19日晚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词作者田汉因政治原因在上海家中被捕。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徐悲鸿、宗白华都亲自出面营救。直到“文革”时期,田汉仍被称为“叛变投敌”,致使国歌的歌词因为是叛徒写的,也由“我们万众一心,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一度改为“我们千秋万代,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”。田汉与鲁迅也曾交恶,鲁迅称之为“四条汉子”之一(其余三人是阳翰笙、夏衍、周扬)。这个称谓也成为后来田汉受迫害的把柄。

  田汉入狱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,目前资料较少,而这次公开的书信中,1935年3月15日徐悲鸿致舒新城,即专谈营救田汉之事。从这封信,我们可以了解到:田汉曾做过中华书局的编辑,所以舒新城请徐悲鸿帮忙解救田汉。因为徐悲鸿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大学,斡旋起来比较方便。徐悲鸿就先写信给叶楚伧(国民党的宣传部长),谋求宽大处理,又怕找一个人没有用,就找张道藩(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、CC系骨干)说情。张道藩的回答很有趣。张说,党内正对自己不满,议论说:“张同志不服务党部,专做好人”,这是什么意思呢?其实就是告诉徐悲鸿,我张某人已经帮了忙,但立即释放也不现实。所以要“将他略关一关,消消气”,不打算和田汉较真。田汉是有社会影响的作家,软禁一段,也就罢了。这封信正透露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待田汉这样的左翼作家的态度,而过去统治者对待文人的权谋,大概都是如此。

  田汉果然被软禁了起来,但被安排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乙所。一般对受优待的政治犯,都关在这个地方。

  徐悲鸿交游广泛,因以文化界人士居多,故经常向中华书局推荐书稿、画作、文章。在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中即有齐白石、杨大金、蒋丹麟、杨度、周涤钦等人。而齐白石的成名,更是得益于徐悲鸿的慧识与提携。徐悲鸿不仅在人前称赞齐白石,为其举办画展,亲自上门拜访外,还把齐白石的画作推荐给中华书局,寻求出版。1931年前后,徐悲鸿致舒新城的信中,有十余通是为齐白石画集之事的。甚至盛赞:“白石翁为中国今日唯一之画家。湖南人,其画见重东西洋各国,深愿先生为力,令其集早日出版。”

  徐悲鸿和刘海粟的官司,当时曾轰动画坛。二人因理念不同,发生分歧,以至于在《申报》上发表公开启事,互相攻讦。1930年4月18日,徐悲鸿致舒新城,“刘海粟亦有一册在尊处付印,如彼所印将先出版,则弟将以此部交中央大学刻入丛书,与尊处所约即须取消。”1932年9月5日又说:“又见刘海粟等编之新派画,行见流毒社会。弟之《空青》七年不出,倘谥尊处之于美术为善不足,为恶有余,不能辩矣。”

  感情遭到阻挠,徐悲鸿在信中破口大骂

  徐悲鸿一生情感很是波折。对于情感纠纷,有些人是避而不谈的,可徐悲鸿并不是这样,反而到处向朋友倾诉,所以书信中这方面的内容比比皆是。

  徐悲鸿早年家里有一位妻子,因是包办婚姻,家里人强迫他举行了婚礼,并生了一个儿子,但不久妻子逝世,儿子也因出天花夭折。1917年,徐悲鸿与心仪他已久的蒋棠珍私奔到日本,终于结为伴侣。

  徐蒋二人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患难生活,渐渐有了隔阂。据中华书局藏徐悲鸿书札,1930年12月14日,徐悲鸿致信舒新城:“太太入都矣,小诗一章寄奉,请勿示人,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。”正与蒋碧微的回忆相印证,可见到此时徐悲鸿的复杂心情。蒋碧微回忆:“此后半年多的时间,都在痛苦煎熬中度过,我们两夫妇本来就没什么话可谈,如今更是分外的疏远。” 1931年暑假,徐悲鸿突然在宴会上离家出走,乘火车前往上海。谢寿康赴上海寻找,徐悲鸿坚不回南京,最终答应到庐山牯岭陈散原处盘桓。经谢寿康斡旋,蒋碧微也携子来牯岭与徐相会。

  在与蒋碧微感情逐渐冷淡的同时,徐悲鸿认识了学生孙多慈,并与之感情日渐深厚。自1931年开始,徐悲鸿希望孙多慈早日成名,即推荐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印制画作。1935年4月8日,徐悲鸿嘱孙多慈携画稿赴中华书局,请舒新城为孙集作序,并致信舒新城称:“前承兄为慈刊集,感荷无量,知真赏不必自我,而公道犹在人间,……兹嘱其携稿奉教,乞予指示一切,彼毫无经验,惟祈足下代办安善。”

  五日后,又致信详细安排孙多慈出版画集事宜,为早出书以满足孙多慈的迫切心情,语气极为恳切急迫,称孙多慈“孩子心理,欲早观厥成,……特请弟转恳早日付印,愈速愈妙,想吾兄好人做到底,既徇慈情,又看弟面,三日出书,五日发行,尊意如何?……此举乃大慈大悲之新城池中有白莲花,其光芒应被全世界。”此后6月20日、6月26日、7月8日屡屡催印,甚至要求“他日慈集出版时,各分馆内须广为宣传”。

  1935年7月13日,徐悲鸿为孙多慈办理赴比利时出国留学事宜,致信舒新城,要求“请速将慈集两册送至亚尔倍路中法工专褚民谊(中比庚款管理委员会负责人,孙多慈赴比利时留学,需要获得此委员会的资助)先生收。拜祷。此事若不成,弟精神将生重大变化,可叹可叹。”

  但在这个时候,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也采取了报复行动。她找到褚民谊,把徐悲鸿和孙多慈的事讲了一遍,褚民谊当即告诉他:“这件事(留学的事)没有希望。”孙多慈也因失望回到了老家安庆。于是我们从1935年8月8日的信中,可以看出徐的失望:“弟在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,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,愤恨无极,而慈之命运益蹇,愿足下主张公道,提拔此才,此时彼困守安庆,心戚戚也。”但舒新城也无能为力了。

  1939年,徐悲鸿赴新加坡,此时与孙多慈之关系也进入了危险时期。二人书信来往,时而火热,时而冰冷。终于,由于地域悬远,加上孙多慈的父母阻挠,1939年7月26日,徐悲鸿致信舒新城:“慈自四月十四日来一极缠绵一书后,两个半月,毫无消息……她那二老糊涂!混蛋!该死!大概不会得好结果!”

  同年1939年10月16日,大概是与孙多慈的劳燕分飞已成定局,徐悲鸿在致舒新城的信中仿苏轼作了一首双声诗(即诗中所有字声母相同):

  遗韵忆犹豫,音容隐易颜。莺莺缘已矣,抑郁又奚言。

  此时徐悲鸿与孙多慈天各一方,重逢已无可能,只不过寄托了他深深的叹喟而已。


(责任编辑:wanshiq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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