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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故宫《伯远帖》一幅传世赝品的前世今生
时间:2019-01-09 14:10 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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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说故宫《伯远帖》一幅传世赝品的前世今生
古代书画藏品讲究的是流传有序，但是确实有不少流传有序的古代书画藏品不是真迹，而是赝品。故宫《伯远帖》就是一件名副其实流传有序传世的赝品。 故宫《伯远帖》是件赝品，不是真迹。这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定论了。宋朝（1102年）宋徽宗诏立书画院，召米芾为其御藏书画藏品进行一次正式、合法、有效的鉴定。米芾对当时御藏晋代王珣的二件书法藏品进行鉴定后，分别作出了如下的判决： 一、对于草书《三月帖》的判决是“其家世学、草圣有传。”确定了御藏草书《三月帖》是晋代王珣所书写。确认御藏草书《三月帖》有传。 二、对于行书《伯远帖》的判决是“而无一笔诡于正。”否定了御藏行书《伯远帖》是晋代王珣所书写。确认御藏行书《伯远帖》无传。 之后朝廷根据米芾的判决，编著完成了规范性典籍法律文书《宣和书谱》。《宣和书谱》进一步对米芾的判决进行了确认，并重点对王珣一生的个人风格进行了总结与介绍。《宣和书谱》指出： 一、王珣是以才学文章被孝武帝所器重的。器重的原因是其文章的写作水平可“盖其家范。” 二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珣词的运用，翰为当时宗师。受人们尊崇，可奉为模范，为世人所学习。 三、单就书艺水平来讲，在当时确实不如其弟王珉，但是这并不妨碍，也不影响王珣藏品为晋室的人们所羡慕和喜爱。 以上三条是王珣的个人风格，也是鉴别王珣书法藏品流传的根本因素。宋朝米芾的判决和《宣和书谱》的记载，是对故宫《伯远帖》最为原始的记载。通过米芾的决判和《宣和书谱》介绍王珣的个人风格，对照故宫《伯远帖》进行比对。不难发现，为什么启功会对故宫《伯远帖》有许多的抱怨和责怪。他抱怨和责怪“当时的语言环境，我们无法了解，所以只能看帖文表面大意了。”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故宫《伯远帖》帖文存有多处错别字造成的。因此造成帖文读不成句，念不成文现象的发生。根本就不是启功所讲的，因为“当时的语言环境，我们无法了解。”产生这些错别字的根本原因，就是因为故宫《伯远帖》是件赝品，是仿品，仿造背写而成。表现在仿造者对原作记忆不深，了解不透。在背写的过程中，仅凭对原作帖文内容印象的大意而完成的。于是就难免有错别字的产生。宋朝的鉴定，是对故宫《伯远帖》最为详细、完整、权威的原始记载。 这件赝品传到了明末（1598年），董其昌在北京长安街古玩市场巧逢此帖。董其昌得到后，我们将他的行为和他的题跋相互比较，发现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他在题跋中说“此为尤物”又说“东晋风流，宛然在眼”。可是他得帖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急急忙忙的将此帖转手出售。如果此帖是真迹，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急忙的将此帖转手出售呢？很明显董其昌他是知假、买假、然后再售假。是说一套却又做一套，言行不一。此帖经董其昌之手后价格暴涨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愿挨的原因，是因为董其昌当时在皇宫任皇长子朱常洛的日讲官，是皇长子朱常洛的老师。对购帖人来讲，他所看重的是董其昌当时的名望、身份和地位，购帖人误认为像董其昌这样有名望、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，是不会做出损人利己，知假、售假之事情的。欺骗性就在于董其昌利用了他当时的名望、身份和地位，进行欺骗。就这样原本被宋朝米芾判决的赝品，数百年后经董其昌的这么一买一卖，转眼间赝品就变成真迹了。 但是好景不长，清初（1656年）清朝进士季寓庸得到此帖，季寓庸请鉴赏家吴其贞为此帖鉴定。吴其贞首先根据帖中有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等，判定此帖是件赝品，证据就是《宣和书谱》对此帖之判定。由于吴其贞没有见过晋贤十四帖中的王珣帖可供他比较，所以吴其贞便认为此帖为“唐人廓填”的了。但是他认准了一条，就是米芾和《宣和书谱》判定此帖是件赝品，不是真迹。总体上讲吴其贞的鉴定是靠谱的，是靠《宣和书谱》这个谱的。他没有把赝品鉴定为真迹，没有离开《宣和书谱》之判定。 季寓庸对吴其贞的鉴定将信将疑，于是他又请了清初的另一位鉴赏家顾复，对此帖再次进行了复鉴。经顾复的复鉴认为，此帖虽然“且非唐代钩摹”，但是也不是真迹。其证据与吴其贞鉴定相一致，也是因为帖中有“宣和、政和长玺钤角前后，六玺具备和宋徽宗题签。”同吴其贞一样，也是因为此帖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被判定为赝品了。除此之外，顾复还例举出了此帖是赝品的其他证据。 证据一、纸坚洁。从此帖纸张外观上分析，此帖用纸这么的坚韧洁净，一看便知不是老纸，没有老纸那种老气的感觉，老纸不会这么的坚韧洁净。 证据二、笔飞扬，脱尽王氏习气。此帖晋人笔法的根基不牢固。像浮尘一样，在空中飞扬。缺少晋帖笔法的那种沉稳的书写习惯，完全脱尽了王氏的那种稳重的书写习气。 可以看出，顾复鉴定此帖“脱尽王氏习气，”与米芾判定此帖“而无一笔诡于正”其语意内容完全相同，都是判定此帖是件赝品，不是真迹的。吴其贞、顾复的鉴定揭露了之前董其昌认为此帖是真迹的谎言。季寓庸在认真听取了吴其贞、顾复二位鉴赏家的鉴定后，决定将此帖转手出售。季寓庸根据二位鉴赏家，判定此帖是件赝品的三条依据是： 一、帖中有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等，不是真迹。 二、用纸分析，纸坚洁。不是老纸，没有老纸那种老气的感觉，不是真迹。 三、用笔分析，笔飞扬，脱尽王氏习气。完全脱尽了王氏的那种稳重的书写习气，不是真迹。 季寓庸在认真听取了二位鉴赏家的鉴定后，在出售之前他做了两件事。 一、是将帖中原有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等从帖中割掉、刮去。以造成此帖从未进入过宋朝廷内府的假象。 二、是对此帖的帖纸进行了作旧的处理。作旧是造假者常用的技法，目的是为了遮蔽人们的视线。在作旧时，还对帖纸故意进行了虫咬的处理。 故宫《伯远帖》有明显虫咬的痕迹，表明是作旧时故意留下的虫咬痕迹。顾复目鉴时纸坚洁，没有虫咬痕迹，帖纸原本是洁净如新的。虫咬痕迹的出现，说明是在顾复目鉴之后，和安岐收藏之前出现的虫咬痕迹。进行虫咬也是作旧内容之一，是作旧的证据。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等，在顾复目鉴时还有这些东西，但是到了安岐收藏时，这些东西就都不见了。这就说明了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等被割掉、刮去，是和此帖纸张的作旧，并进行虫咬是同时完成的。作旧能骗过人的肉眼，但是却骗不过科技的检测。由此看出，启功在虫咬问题上的狡辨，完全是无稽之谈。至此故宫《伯远帖》是件赝品事实的本质，再一次得到了证实。 清朝（1746年）故宫《伯远帖》进入清宫廷内府，真假问题再起波澜。乾隆得到此帖后，异常的兴奋。将此帖与《快雪时晴帖》和《中秋帖》一同列为了“三希”。并御书、御题，钤乾隆印玺多枚。其数量远超宋徽宗题签、印玺的数量。此帖到了乾隆时期，宋徽宗题签、印玺没了，但是乾隆御书、御题、印玺来了。真假问题多数人都会明白，这明明就是换汤不换药。帖还是宋朝时的那件帖，纸还是宋朝时的那张纸。只不过是原来帖主人的题签、印玺，换成了另一位帖主人的御书、御题、印玺而已。此帖本身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，无论是宋徽宗题签、印玺也罢，还是乾隆御书、御题、印玺也罢，这些东西都是故宫《伯远帖》身上的一层外衣。外衣的变化与更换对帖的本身来讲，没有任何的影响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乾隆的所做所为，就是当年宋徽宗的所做所为。米芾当年耻笑宋徽宗“纵任自喜，古雅余者也。”现在在乾隆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体现。不论乾隆是怎么样的包装和掩饰，此帖是件赝品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。 解放初期（1951年）文物部门得知此帖在香港后，便联系将其回购。回购前，回购人员曾与考古专家郭沫若发生过激烈的争论。郭沫若反对立即回购此帖，认为此帖早在宋朝时期就已经被米芾判定为是件赝品了。郭沫若告诫回购人员，宋朝米芾的鉴定是唯一正式、合法、有效的鉴定。提醒回购人员“是真是假问老米，老米不在问字典。”将此帖的真假问题，定在了有原始记载的宋朝时期。希望回购人员能够对宋朝米芾的鉴定，先做一番调查研究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但回购人员却将郭沫若的警言，视为是在故意的刁难回购人员的回购，对郭沫若的提醒置之不理。回购人员不但执迷不悟，反而越级向周恩来总理请示，并且向周总理打了百分之百是真迹的保票。最终争取到了回购所需的钱款，顺利的将此帖回购。 但是此帖回购后，对此帖的研究却成了一大难题。是越研究问题越大，越研究问题越多。本来原本就是件赝品，可生拉硬扯的往真迹上靠，其结果可想而知。就像齿轮一样，根本无法啮合在一起。此帖所写内容与历史记载王珣的个人风格根本就合不拢，合不到一起。于是有人提议，把目前研究的事项先停一停，寻求从帖纸的用纸上找点线索。只要此帖纸张的用纸到代，便可确定为真迹。于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聘请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潘吉星，采用科技检测纸质的方法，对此帖用纸的原料进行了科技检测。检测的目的是，不管此帖的墨迹究竟是不是王珣原作所写，只要此帖用纸到代，就可以确定为真迹。可以看出这是无奈的选择。但是让回购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检测的结果，与回购方所想象的检测结果事与愿违。潘吉星纸质检测结果并不理想，其检测结果恰恰与回购方想要得到的结果截然相反。此帖纸质达不到晋代的标准。这与数百年前顾复目鉴此帖纸张外观的鉴定结论，是不谋而合的。同时也证实了目鉴者如果在没有私心的情况之下，目鉴与科技检测是不矛盾的。这次检测证明了一问题，就是作旧能骗过人的肉眼，但却骗不过科技的检测。 事实证明，潘吉星科技检测证实了顾复数百年前目鉴此帖“纸坚洁”，不是老纸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。可以看出，顾复是从纸张外观的角度，分析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不到代的。而潘吉星是从纸张用料的角度，判定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不到代的。不论是外观上分析，还是用料上的检测，都证明了故宫《伯远帖》的用纸达不到晋代的标准。这充分的证明了，启功讲“此帖唯一引起争论的原因是纸质”的说法，是想否定潘吉星科技检测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达不到晋代的标准，其结果是徒劳的。因为数百年前顾复早就目鉴此帖用纸不是老纸，到不了晋代。 通过这次的科技检测，进一步证实了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达不到晋代的标准。因此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对此帖又进行了一次目鉴。不过这目鉴吸取了之前多在帖文内容上下苦功的教训。绕开了以前研究王珣以才学文章而显名个人风格不给力的弊端。将目鉴的重点转移到了对书法摹与非摹的判断上来。这样就避免了以前以研究王珣个人风格，出现的自相矛盾的尴尬局面。在这次目鉴的过程中，谢稚柳、傅熹年二人与启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。首先谢稚柳对启功“非摹是写”是真迹明确表示反对。谢稚柳认为故宫《伯远帖》既然是王珣写的一封信，那么这封信到底写的是什么事情，应当交代清楚，这是认定真伪的主要事实。。从帖文中存有多处的错别字，可以看出此帖是他人写，而不是王珣写。由于帖文中错别字的存在，才导致了此帖读不成句，念不成文的事实。所以确定是王珣写的主要事实不清。主要事实不清则证据不足，证据不足则不可定为真迹。傅熹年认为回购前郭沫若提出唯一正式、合法、有效的鉴定，是宋朝米芾的鉴定及《宣和书谱》的记载，这个观点是正确的。这是认定此帖真伪最为原始的判决和记载。所以傅熹年反对将故宫《伯远帖》定为真迹。 故宫《伯远帖》是件非摹是写的赝品，这在宋朝（1102年）就已经存在了，宋朝已有明确的定论。传至清初后又被人作旧，并进行虫咬处理。此帖是作伪在先，作旧在后。宋人作伪，清人作旧。是一幅名副其实流传有序传世的赝品。 为了读者朋友更为直观的了解故宫《伯远帖》的前世今生，现列一表格如下，仅供诸位参考： 故宫《伯远帖》前世今生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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